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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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對話】 
主持人:
本報記者周曉菲
嘉賓: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立新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景德祥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夏繼果
 ··編者按··
19世紀伴隨民族國家興起而產生的專業史學為民族國家疆界內多樣化的民眾提供了一種共同經歷和集體記憶,塑造了統一的民族認同。因此,民族國家成為專業史學天然的研究單位。正因如此,民族國家史學自興起後在歷史研究的諸多範式中便佔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並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冷戰結束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人類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史學範式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全球史、跨國史等一些新的史學研究範式方興未艾。這促使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經濟全球化時代如何重新審視民族國家史學?如何認識新興史學研究範式,思索民族國家史學研究的未來?本刊特約三位學者圍繞這些問題進行對話。
 ·Ⅰ·
    主持人:美國學者杜贊奇曾言:歷史研究的主題可以不斷翻新,如國王、國家、階級、個人和特殊群體等,但其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間總是民族國家。請談談民族國家史學興起的背景。在一個多世紀的學術發展過程中,民族國家史學在歷史研究的諸多範式中佔有怎樣的地位?這種地位在歷史書寫與教學中又有著怎樣的體現?
 
王立新:民族國家史學起源於歐洲,是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產物。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到1918年一戰結束是歐洲歷史上的民族主義時代,在這一時期,法國和英國等傳統的王朝國家演變成現代民族國家,分裂的德國和意大利實現了統一,帝國統治下的捷克、波蘭等弱小民族也紛紛獨立,今天地圖上看到的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為了構建對新國家的認同,歷史學家憑藉19世紀中期興起的科學主義史學觀念,利用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試圖通過塑造共同的血緣、歷史經歷和文化傳統,把新國家領土疆界內的不同群體和個人打造成統一的“國族”(nation)。在歷史學家筆下,過去發生的一切都是為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做的準備,歷史就是民族國家起源、成長和發展的歷史。在這一形勢下,過去盛行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指把人類歷史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按照線性的時間順序來書寫的歷史寫作形式。一般認為普世史的書寫開始於希臘化時代,中世紀歐洲盛行的按照聖經和基督教史觀書寫的歷史是典型的普世史。近代以來的一些啟蒙思想家也試圖書寫普世史,康德和黑格爾是其代表)和地區史書寫模式逐漸被民族國家史學所取代,民族國家成為歷史研究、教學和書寫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單元。
民族國家史學範式伴隨著歐洲的擴張逐漸傳播到其他地區,被世界各國所接受。特別是一戰和二戰後,在非殖民化運動中湧現的新興國家都把本民族歷史的書寫視為塑造國家認同和鞏固國家統一的重要手段。從19世紀中期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民族國家史學一直是居於主導地位的歷史研究和書寫方式。儘管這一時期也出現了湯因比的文明史書寫和布羅代爾的區域史書寫,而且影響巨大,但都難以撼動和挑戰民族國家史學的主導地位。民族國家成為專業史學不證自明的天然的研究和書寫單位,不論學者關注的主題是什麼,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間總是民族國家,個人和群體的經歷根據其對民族國家歷史的影響來評判,那些被認為對民族國家成長沒有貢獻的個人和群體則難以進入史學家的視野。歷史教學和學科劃分也以民族國家為單元,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歷史就是一個個國家的歷史,大於或小於民族國家的地理單元的歷史要么被忽視,要么根據其與民族國家史的關係而被賦予意義,或乾脆被納入到民族國家歷史敘事中。民族國家的歷史吸引了大量讀者並激發出強烈的情感共鳴。
夏繼果: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科誕生於民族主義浪潮日漸高漲的19世紀,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研究機構、教育體係都形塑了歷史學的發展空間,歷史知識的生產直接服務於民族事業,這使得該學科在誕生之初就帶有強烈的目的論和中心論色彩。一方面,為了建構“想像的共同體”,往往將歷史知識生硬地套用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甚至削足適履。這在中世紀伊比利亞半島史的研究中有充分的體現。711—1492年的伊比利亞半島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所共享,這段歷史本應成為研究不同宗教群體共存與交流互鑑的典型案例。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家卻在“再征服運動”和西班牙民族國家建立的思路下製造出“哥特神話”這種歷史觀,其核心觀念是“唯一的、永久的西班牙”,即認為從西哥特王國到阿斯圖里亞斯王國、萊昂王國、再到卡斯蒂利亞王國和西班牙,中世紀伊比利亞歷史是連續的、統一的;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人及其後裔與各種敵手進行抗爭,最終趕走猶太人和穆斯林,建立起西班牙民族國家。另一方面,這種民族國家史學也關注“文明認同”,它們集合起來建構了“西方”這個與眾不同的子系統,致使歐洲之外的許多群體成為“沒有歷史的人”。19世紀出現的“文明使命說”“白人的負擔”“社會達爾文主義”“天定命運論”等論調無不體現了民族國家史學的狹隘性。這種中心論色彩也體現於歷史教學之中,在20世紀中後期之前,《西方文明史》是歐美主要高校歷史教學中的主幹課程,只有少數教師從事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教研活動。
·Ⅱ· 
主持人:近年來,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不僅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一系列變化,也使學術研究面臨著一些挑戰,如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史學範式受到質疑,那麼都有哪些具體表現呢?與之相對的是出現哪些新的研究視野、方法或者理論呢?
 
王立新:20世紀60年代後期興起的性別研究、移民研究和後殖民研究開始突破民族國家框架,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更是對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史學研究範式構成更強有力的挑戰。對民族國家史學的質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民族國家史學竭力在國家疆界內界定和容納人類的過去,忽視了跨國的和全球性的經歷,沒有看到女性、移民和跨國組織及邊緣群體的貢獻;二是過於強調本國經驗和製度的特殊性,忽視了影響國家歷史演進的外部因素和國家間的相互依賴;三是誇大本民族的成就和貢獻,對本民族歷史上的過失和陰暗面輕描淡寫,導致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一些民族主義史學家甚至成為侵略戰爭和種族清洗的辯護士。總之,傳統的民族國家歷史書寫在認識和解決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的種種跨國問題時,表現出一定的不適應,需要採用新的歷史研究和書寫方式,對民族國家史學加以改造和補充。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全球史、國際史、跨國史、大歷史等新的研究視角和史學分支。
景德祥:民族國家史學範式遇到的挑戰還可以具體的國家為例,如最早產生歷史科學的德國。在德國,民族國家史學是在法國大革命特別是拿破崙戰爭的刺激下產生的。拿破崙戰爭摧毀了“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傷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使得大多數德國知識精英從自由主義與世界主義轉向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為標誌的歷史主義史學理念應運而生。歷史主義史學的首要代表人物是蘭克。不過,蘭克並非只專注於德意志民族的歷史,而是關注歐洲多個民族國家相互角力的總格局。1873年繼承蘭克在柏林大學講席的歷史學家特萊奇克努力撰寫德意志民族國家史《19世紀的德意志史》,並在課堂上大肆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受其影響的青年學生後來成為帝國的政治與文化精英。他們對德意志帝國走向擴張主義道路,最終陷入一戰、走向崩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18年德意志帝國在一戰中戰敗,本應觸動德國歷史學家的深刻反省。但能夠作出反省的只是極少數左翼歷史學家,絕大多數德國歷史學家仍然堅持極端民族主義立場,他們積極參與反凡爾賽和約運動,與其他反民主勢力一起,促成了魏瑪共和國的覆滅與希特勒的上台。在納粹時期,德國歷史學雖然沒有全盤接受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思想,但許多歷史學家把納粹德國看成是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最高發展階段,因此都紛紛為希特勒的侵略戰爭搖旗吶喊、為其種族滅絕政策出謀劃策,寫下了德國史學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1945年納粹德國在二戰戰火中的覆滅給德國民族國家史學範式近乎毀滅性的打擊。1949年東西德分裂後,兩國的歷史學分別告別了民族國家的史學傳統。東德很快接受了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而西德歷史學的轉型則經歷了較長的波折,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關於德國對一戰爆發負有責任的“費歇爾爭論”才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此基礎上,到70年代,西德史學界出現了進一步擺脫民族國家史學範式的批判社會史學派。在這一學派看來,費歇爾雖然揭示了德意志帝國對一戰爆發的重大責任,但其研究範式仍然屬於民族國家範式,研究領域仍然是傳統的外交史,使用的材料仍然是外交檔案。要揭示德意志帝國擴張政策的深層次原因,必須開展社會史研究,揭露當時德國的不合理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耐人尋味的是,批判社會史學派在批判民族國家史學範式的同時,卻不自覺地踏入了“民族社會史學”的陷阱。例如,在批判社會史學派領軍人物韋樂的《德意誌社會史》中,作者按照韋伯的社會概念把近現代德國社會分成政治統治、經濟、社會階層與文化四大部分。傳統德國歷史寫作的最重要部分即德國的對外關係,未能成為德國社會史的一個核心維度。作者這樣處理,目的是與民族國家史學範式劃清界限,卻違背了人們關於德國近現代歷史的常識。
·Ⅲ· 
主持人:請分別介紹全球史、國際史、跨國史、大歷史這些新興領域的研究要旨,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什麼?這些新興史學分支對歷史書寫、歷史敘述、歷史教學等方面帶來哪些影響呢?在中國學術界又有怎樣的發展呢?
 
王立新:全球史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當時稱為“世界史”,最初還只是一個教學領域,其興起的背景是美國一些歷史學家不滿於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只講授西方文明史,忽視非西方的歷史,決定開設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史課程,並編撰相關的教科書。後來,世界史被“全球史”所取代,並發展成以探討經濟全球化進程和關注世界不同地區相互聯繫為旨趣的研究領域和史學分支。而跨國史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一批研究美國(國內)史的學者痛感於美國歷史敘事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和美國例外論,提出將美國歷史置於跨國和全球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關注美國的跨國聯繫以及外來力量和全球趨勢對美國歷史進程的影響。此外,一些研究移民、宗教、大眾文化和跨國公司的學者還把跨國史視為以跨國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研究領域。美國學者倡導的跨國史在本世紀初傳到歐洲,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各國的歷史研究。而國際史則是外交史學家提出來的。鑑於傳統的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研究只關注戰爭與和平問題,而且站在美國的立場,僅僅使用美方檔案,入江昭等外交史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倡導利用多國檔案和採用多國視角研究美國對外關係史,不僅考察美國對世界的影響,還要關注其他國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並將“高端政治”以外的經濟與文化交流、人權、對外援助、疾病控制、環境治理等納入外交史研究,也就是把狹隘“外交史”發展成題材廣泛的“國際史”。
跨國史和國際史的研究對象和旨趣無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學者甚至認為二者是一回事,兩個名詞不過是不同學者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叫法。但二者還是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國際史較多地關注與國家和政治相關的跨國事務,強調行為體的國家身份或與主權國家的相關性,而跨國史更側重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的跨國現象,強調行為體的非國家特性。一般說來,國際史的提出是外交史學家對歷史研究中跨國轉向回應的結果,而跨國史的概念則更多地為非外交史家所使用,在大多數情況下,二者是可以互用的。全球史與跨國史的研究範圍和題材無疑也有很多重合之處,都關注跨越領土疆界的現象,因此一些學者常把跨國史和全球史放在一起來使用,但二者興起的背景和研究對象還是有所不同。前面已經提及二者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由不同的史學家群體提出來的。就研究對象而言,跨國史關注的是民族國家興起以來的跨國現象,而全球史研究的重點是跨地區和跨大洲具有全球意義的現象,也就是說,全球史的題材範圍要比跨國史小得多。有些跨國現象可能僅僅涉及兩個國家或社會,並不具有跨文化、跨地區的全球意義,因此並不能成為全球史研究的對象,如邊界地帶、非法移民與難民、教育與文化交流、國際體育、跨國社會與政治運動、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很難納入全球史範疇,卻是跨國史的重要題材。一般而言,全球史以地理大發現為其起點,而跨國史的起點是18世紀晚期,並不涉及18世紀晚期民族國家興起以前的歷史。
鑑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學研究的碎片化趨勢以及過於關注短時段和小問題的“短期主義”傾向,近年來一些學者倡導“大歷史”研究,即探討長時段的歷史演進和影響人類命運的宏大問題,包括氣候變化、國家治理、不平等的起源、資本主義發展和民主的歷程等等,呼喚宏大的歷史敘事的回歸,以發揮歷史學在政治決策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以上這些新的史學方法和史學分支的出現代表了專業史學領域出現的一股強大潮流:打破民族國家史學對歷史研究與書寫的束縛,重建那些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讓歷史學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現實和新需要。這一潮流已經對歐美國家的歷史研究、教學和書寫產生巨大的影響,引發一場“史學革命”:民族國家不再是歷史的天然載體和歷史研究不證自明的單元,跨國性和全球性人類經驗得以再現,大量在民族國家歷史書寫被隱形的個人和群體開始被關注,人類歷史上的諸多重大問題獲得新解釋或被賦予新意義,各國的“國史”敘事也因跨國史和全球史視角的引入而被重塑。與此同時,歐美主要國家的大學歷史教學也被重組:改變單純按照國別和地區設置大學歷史課程的做法,增加跨國史、全球史、比較史或專題史的比重。在我國,個別大學已經把全球史設為世界史一級學科下面的二級學科。跨國史和國際史在幾年前被引入,特別是在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外關係史領域的實證研究中得到體現,而大歷史則是在最近才被提起。總的說來,在超越民族國家框架進行歷史研究方面,我國倡導和引進較多,相關的實證研究不多,高水平的、有影響的著作更是鳳毛麟角。
夏繼果:進入21世紀以來,上述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史學觀念陸續被引入我國,特別是全球史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和研究領域在國內史學界得到廣泛關注。2004年,首都師範大學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2014年,華東師範大學成立跨區域文明研究中心;同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全球史研究院;2016年,山東大學成立全球史與跨國史研究院。可以說,全球史研究方法已滲透到傳統的中國史、世界史研究之中。以“全球史視野”為宗旨的學術會議和研究成果日漸增多。但是,國內學界對於全球史還存在著一些模糊認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把狹義的“全球史”混同於廣義的“全球史”。狹義的“全球史”以美國學者布魯斯·馬茲利甚為代表,以全球為研究單位,研究重點是經濟在全球的流動以及這種流動得以發生的政治語境。與此相關,狹義的“全球史”明確關注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來、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方方面面,在具體研究中強調研究對象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的緊密聯繫。廣義的“全球史”即為英語世界大多學者所接受的“世界史”。它的產生與以下理念密切相關:社會變化不是孤立地發生的,群體間的交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換句話說,民族國家和個體社會並不能完全獨立地決定自己的命運;要全面、深刻地理解一個社會,必須把它放到一個更大的語境之中。在這種理念指導下,廣義的“全球史”超越傳統的研究單位,開放性地追尋聯繫和因果關係,以之把人類歷史勾連起來,最終形成全球人類史。為中國學界所廣泛接受的也正是這種廣義的“全球史”。其次,把全球史教材編纂等同於全球史研究。全球史於20世紀中葉在美國興起時是作為一個“教學領域”而存在的,全球史的先驅者們構想並身體力行地編纂了多種全球史教材,例如,馬歇爾·霍奇森提出了“半球區際”的世界史構想,威廉·麥克尼爾編纂了以文明互動為主線的《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諾斯編纂了“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的《全球通史》。麥克尼爾父子於2003年出版的《人類之網》認為網絡生存一直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特徵,無人不在“網”中,它標誌著教材編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類教材編寫的共同特色是大規模地、整體性地思考歷史發展的進程。然而,全球史的發展並沒有到此止步。回顧其發展歷程,全球史學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首先是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從地方到全球,形成“歷史的全球觀”,然後以之為指導,從全球回到地方開展具體研究。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轉入這種全球史研究,全球史正在變成一個又一個的“研究領域”。
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全球史的最大特色是“跨越邊界地思考歷史”,不僅包括民族國家的邊界,還包括語言、宗教、地理等邊界。其中有幾個基本點需要強調。第一,歷史學通常在確立研究單位的過程中劃分出各種各樣的邊界,這類邊界有些是歷史上確曾存在過的,有些則是人為製造出來的。第二,在跨越邊界的基礎上探尋歷史的“關聯性”,可以通過互動研究發現歷史上確曾存在過的相互聯繫,也可以通過比較研究建立邏輯的關聯。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互動研究的缺陷,正如彭慕蘭所言,全球史應該關注此前被歷史學家所忽視的區域及其居民的歷史,形成新的歷史知識,然後通過“寬泛的比較”,把這些知識相互聯繫起來。第三,在關聯性的基礎上探究歷史的“整體性”,對整個人類歷史進程進行重新整合,建構起新的、從地方性直至全球性的研究單位,找尋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關注人類歷史的總體走向。
·Ⅳ·
主持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如何審視民族國家史學?也就是說,民族國家史學的未來和前景如何?
 
王立新:民族國家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是最重要和最有影響的人類共同體,是公民福祉的主要保障以及情感依托和政治忠誠的主要對象,因此民族國家史將繼續是歷史研究和書寫的重要形式。但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移民和人口流動越來越多,國家間的互動和相互依賴越來越深,因此應該對傳統的民族國家史學進行改造,將更多的群體特別是(跨國)邊緣群體納入國家歷史敘事中,開展跨國史、國際史、全球史和大歷史等新興領域的研究,凸顯人類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以及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繫與相互作用。
    夏繼果:全球史突破了民族國家史學所設置的藩籬,把多姿多彩的人類歷史呈現在世人面前。儘管如此,我相信民族國家史學還會長期存在下去。這是因為,將人們以民族國家的形式組織起來,這是過去二百多年曆史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歷史的客觀存在,研究民族國家史理所當然;民族國家史學為考察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問題提供了恰當的背景,對於理解超出民族國家本身之外的世界也頗有助益。不過,人類歷史是紛繁複雜的,其中既有個體社會的發展,也存在跨越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大規模進程。任何一種歷史研究模式都不足以揭示歷史的全貌,只有多維度地研究歷史,才能更加全面地、立體化地揭示歷史發展進程。全球史與跨國史、國際史、大歷史等新興領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們完全可以與民族國家史學相互兼容。它們的結合已結出累累碩果,給民族國家史學帶來生機,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引領史學研究的趨勢。
景德祥:如果能把所有以往被忽視的跨民族(國家)與全球性歷史關聯都挖掘出來,這無疑是對歷史學以及人類共同文化的巨大貢獻。不過,我們也要防止矯枉過正現象的出現。對於19、20世紀的歷史來說,民族國家強有力的歷史角色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的隔閡與鬥爭是難以否定的歷史事實,跨民族(國家)史與全球史視角最多只能實現民族國家歷史角色的相對化。而國際主義或和平主義的世界觀不能也不應該建立在對民族國家歷史角色的全盤否定之上。在當今,民族國家依然是人類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組織者,民族國家史學在支撐民族國家的存在與運轉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國家史學範式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被廢棄。也正因為如此,認清民族國家史學範式的局限,防止極端民族主義在民族國家歷史的書寫中與現實政治中死灰復燃,是新世紀所有民族國家歷史學者的共同職責。